陳玲　王沅芷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承載著跨越時空的智慧與價值，推動其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關鍵路徑。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推動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作為中華文明認知體系的重要載體，古籍子部譜錄類文獻以“物以類聚、事以系聯”的獨特編纂傳統，與傳統經史的注疏體系相區分，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對自然規律的系統認知與生產技術的實踐智慧。當前深化譜錄類研究，正是解碼中華文明認知密碼、激活傳統知識體系現代價值的關鍵切口，有助于拓展對中華文化內容的傳統認知，與現代科學技術形成創新共振，構建文化生命力再生產系統。

◆重估子部譜錄類文獻的當代價值

譜錄類文獻是按照事物類別或系統編纂成的書籍，涵蓋生產生活、器物制度、技藝操作、動植物養殖種植、自然生態等多個領域。自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將器物、飲饌、草木等內容統攝于“譜錄”一門，“以物為綱”的認知體系開始形成。譜錄類文獻的編纂邏輯常常體現出“觀物取象—格物致知—經世致用”的三維認知結構。子部譜錄類文獻突破了傳統經、史之書對政治制度或思想注疏的局限，為后世留下了大量反映社會生產實踐的直接記錄，展現了中國古代的技術革新。以釀酒為例，北魏《齊民要術》記載了十余種制曲方法和四十余種釀酒方法，如“七月初治麥，七日作曲”“另加胡葉湯”等，可證明當時的釀酒過程更加定量化和系統化；宋代《北山酒經》“東南多瓷甕，西北無之，多用瓦甕”等的記載，則說明當時已出現指引不同地區實踐的標準化控制體系。子部譜錄類文獻是理解中國古代生活實踐的重要材料，現代多學科的視野與方法則有助于文獻考證與技術創新。

考察認知邏輯、知識目的與文化隱喻層面呈現出的文化分野，是重估子部譜錄類文獻價值的另一視角。從知識分類看，譜錄類文獻分類的邏輯本質是功能導向的生態系統觀，這種分類不追求物種形態的精確界定，而強調物類在人類實踐系統中的功能定位，這與建立在形態解剖學還原論基礎上的西方博物學分類截然不同。從知識目的看，譜錄類文獻的知識服務于農耕文明的生產需求和傳承需要，始終貫穿著實用理性，形成的可謂是可操作性極強的實踐指南，這與西方知識體系注重構建普適自然秩序的理論框架、強調系統性邏輯推演形成鮮明對比。從文化隱喻來看，譜錄類文獻滲透著“取類比象”的思維方式，“天人合一”“道器合一”等思想傳統通過物質化載體得以呈現，儒釋道文化的精髓也在其中體現，這與西方主客二分的對象化思維截然不同。正如李約瑟所言，中國古代形成了與歐洲截然不同的自然認知體系，中國科技體系為人類提供了另一種認知自然的可能性。今天，重審這種文化的分野，關乎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構建。

◆譜錄類文獻的生命力轉化路徑

“傳承不泥古，創新不離宗。”要真正激活譜錄類文獻承載的文化基因，首先需要對文本進行整理考證，在傳統文獻考據的基礎之上，積極吸納考古學等多學科成果，對間接史料與直接史料開展研究，多重考據。古籍研究過去往往依賴人工校勘、紙質傳播等方式，既費時費力，又難以迅速應對資料散佚與實物損毀。隨著技術的發展與對古籍資料的重視加深，數字化處理使得譜錄類文獻研究更加便利。原始文獻材料和考古資料是靜態的，僅憑本身形式直接表達的信息是有限的，譜錄類文獻中存在的名稱混亂、步驟舛誤等問題僅依賴文獻考證是不充分的，更多的解釋有賴于研究者的知識和科技水平。現代科學知識、學科體系為譜錄類文獻的研究提供理論基礎、研究方法和技術支持。

當然，對譜錄類文獻的認識，不能停留在單純的“技術復原”或“文獻考證”層面，而要將其內在的科學理念、管理思維和倫理旨趣與當代需求相結合，走向系統化、科學化和社會化應用，使其在當下的社會生產與公共生活中獲得新內涵，從而實現“古今知識體系的雙向激活”。

在譜錄類文獻的記錄過程中，“實踐—認知”的方法論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形成了歷史呼應，其技術進步暗含“否定之否定”的發展觀。同時，古人往往將對自然規律的客觀認知與對社會責任的倫理關懷同步融合。無論譜錄類文獻中記載的技術種類多么豐富，大多都保留了“利民”“節用”“順勢而為”的價值取向，說明中國傳統社會對可持續發展、協同治理的理念早有樸素實踐。因此，譜錄類文獻的深入挖掘，能夠為當今社會提供文化資源和歷史遵循。以馬克思主義為遵循，以譜錄類文獻為依據，將有助于構建中國自主的科技知識體系。

譜錄文獻最核心的特點是實踐取向強、技術種類多，與社會活動、現實產業、科學實踐具有天然的關聯度。當把這些精華從學術研究延伸到企業研發、社區營造乃至公共政策設計時，就能在技術與文化層面形成雙向賦能。譜錄類文獻中的文化資源將不再是博物館或圖書館中被動陳列的對象，而能成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驅動源。

◆助力構建文化生命力再生產系統

在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發展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處理好傳統與現代、保護與發展的辯證關系，這為譜錄類文獻助力構建文化生命力再生產系統提供了方法論上的根本遵循。從實踐維度看，包含有三重協同機制：知識系統的數字化重構、文化生產的制度化保障、文化價值的全球化敘事。

當前“文化新質生產力”在發達數字技術的背景下加速發展，原本“躺在”古籍中的傳統文化內容突破語言與時空的限制，走向更廣泛的應用場景。但在表現方式之外，利用數字化技術推動呈現內容的差異化系統化才是擺脫同質化模版、實現文化創新生產的關鍵所在。文化的異同對比需要特定的參考范圍，從最大的“同”而言，對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是人類群體共同的文明標識；就最小的“異”來說，任何兩個人之間都可能有無法跨越的理解鴻溝。文化創新的范圍則更多是基于普遍的社會體驗與認識，這是借助譜錄類文獻可以實現的范圍。通過數字技術關聯譜錄類文獻與當地歷史資料，可以實現不同地區的文化符號創造和地域文化構建，推動形成內容豐富的文化產業結構。

制度層面建立“頂層設計牽引、基層實踐驅動”的機制是實現文化生命力再生產的重要支撐。一方面，頂層設計可以通過政策文件實現思想引領，以項目形式使得地方文化在整體框架下得以發展，使得跨學科人才得到培育，杜絕分散化與重復建設的問題。同時需注意探索傳統知識的“開源共享”和創新權益保護機制，如通過借鑒“公民科學”理念，搭建學者、工匠、群眾共同參與的數字互動平臺，也可以使譜錄類文獻研究成為多元主體共建的文化實踐，既避免文化資源的私有化壟斷，又激發經營主體的參與動力。另一方面，基層實踐驅動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可以通過創新“由下至上”的文化治理模式，通過對譜錄類文獻內容的闡釋，激活基層文化主體文化創造者、生產者身份，激發其創造力和自主性。

在現代科技的發展中，技術過度膨脹而導致一系列問題是常見議題，這與中國傳統“器以載道”的技術倫理形成鮮明對照。中國傳統技術體系始終保持著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張力平衡，這在譜錄類文獻中具有相當的體現，該特質在風險社會語境下更具啟示價值。這就要求我們將譜錄類文獻置于人類文化譜系中重新定位，主動參與人類技術文明的話語構建。

從“冷門絕學”到“助力構建文化生命力再生產系統”，譜錄類文獻的活化之路不僅是對傳統知識的再認識，更是對現代社會實踐與發展需求的回應。通過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多學科的交叉融合、持續的制度支持與多元化的參與，譜錄類文獻才有望打破傳統學科的界限，才能從歷史的塵封中讓蘊含的智慧“蘇醒”。而其昭示的對自然、社會、文明的深度理解，也將成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與多元文明開展交流互鑒的珍貴精神財富，為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更宏大的共識與動力。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哲學系。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古籍子部譜錄類科技思想的收集整理及其現代價值研究”階段性成果）